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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動態】智慧城市建設的“套路”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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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智慧城市品牌化，是高于智慧城市頂層設計、規劃和實施的城市戰略，應規避低效的品牌設計、強化跨界的創新融合、突出比較性的優勢亮點，致力于將智慧融入城市發展的核心，并成為基因，突出聚焦行業創新軟肋，以此為著力點，做大做實做強相應的宣傳推廣，促進智慧城市成為城市新動能的軟實力。
在經濟新常態、新型城鎮化、去產能和供給側改革等的復合背景下，“經營城市”的理念、思維和策略，在城市治理中突顯生命力。城市經營的核心應當是努力提高城市的品牌建設水平，促進城市“標簽”富含張力、內涵、魅力和吸引力，進而保障城市在要素的競爭與合作中，處于優勢地位。特別是圍繞城市品牌的要素，能夠在政府和市場等的作用下，實現更佳的配置。《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明確提出2020年城市發展的三大目標之一，建設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我國城市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必由之路，是融合新型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的有效載體。
實現程度的高低，直接關系城市文明延續和復興的效率、水平和范圍。智慧城市，同時是城市經營的新理念。當前，在引入該理念時，多數城市政府都在嘗試將其品牌化，但因創新性和實效性等欠佳，成功實現城市品牌的較為有限。將智慧城市品牌化，是高于智慧城市頂層設計、規劃和實施的城市戰略，應規避低效的品牌設計、強化跨界的創新融合、突出比較性的優勢亮點，致力于將智慧融入城市發展的核心，并成為基因，突出聚焦行業創新軟肋，以此為著力點，做大做實做強相應的宣傳推廣，促進智慧城市成為城市新動能的軟實力。
伴隨新型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五化”）協同進程，以城市管理等為標志的城市治理成為城市領域的核心主題之一。在經濟新常態下，城市治理之中的發展主題，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其中城市經營的理念和思維，正在深刻影響城市管理者和全體市民。從主體角度出發，城市經營涵蓋城市所有的參與者，是權益、責任、目標和使命等的共同體。城市經營的核心之一是致力于實現城市內外各個主體的共贏、社會治理的和諧和產業經濟的持續繁榮。依托城市經營，不斷促進城市基因和精神的凝集，核心的標志是城市映像的沉淀與品牌的實現。國內學者逐步認識到城鎮化進程中，城市品牌建設的必要性，并且在城市形象、定位和營銷等方面重點聚焦，但對于城市品牌形成過程和動因等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從實踐角度出發，我國城市政府重視各類城市品牌的建設，如放心農場（山東德州）、品質廈門（福建廈門）和荷美貴港 祈福之旅（廣西貴港）等。
智慧城市品牌內涵在實踐當中不斷被豐富和完善，它是我國城市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必由之路，是融合新型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的有效載體。實現程度的高低，直接關系城市文明延續和復興的效率、水平、范圍。自2011年以來，我國從學習了解國外傳播過來的概念，到逐步從國家政策高度引導推進智慧城市創建工作，并寫入《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和歷年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全國范圍內探索智慧城市的有效模式方興未艾。智慧城市，這一名詞快速被絕大多數城市管理者所了解，并成為城市品牌化的重要對象，特別是在信息化行業的積極參與和廣泛推動下，與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和政務改革等相結合，一舉成為全行業的熱詞，被廣泛傳播和使用。中國智慧城市事業經歷近五年的探索，以277個智慧城市試點為代表的地方城市，正在致力于讓新理念落地，編制與智慧城市相關的頂層設計、實施方案和若干意見等；成立由城市政府主要領導同志牽頭的智慧城市領導小組和智慧城市辦公室；設立了專項經費支持智慧城市工程建設等。“十二五”期間，智慧城市的定義、內涵、標準和實施路徑等在全行業得到廣泛探討和界定，據不完全統計，國家層面超過27個部、委、辦、局和行均將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融入到了行政工作之中，有效地促進了地方城市政府相應委、辦、局智慧城市應用思考和行動的同步。
認識智慧城市，首先應當是城市，再是智慧，把握住城市規律、因地制宜架構智慧應用。因此，智慧城市，應堅持不斷的基礎創新、跨界創新和適用性創新，不能固步自封、止步于概念和說辭創新。面向城市真需求，智慧城市才有生命力。截至2016年6月，全國95%的副省級以上城市、超過76%的地級城市，總計超過500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創建總數的一半以上），在政府年度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或正在建設智慧城市。不到三年時間，依托國家智慧城市試點，中國從學習了解國外智慧城市理念和實踐的啟示中，快速進入吸收借鑒、融合創新推進中國特色智慧城市的新范式。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創建智慧城市的主試驗場。中國的最新實踐得到美國、新加坡、歐盟和其他金磚四國等的高度關注。2016年伊始，新型智慧城市的探索業已啟動。
智慧城市品牌化價值能夠促進城市要素的高效整合和成效放大。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大數據、云計算等前沿技術和分享經濟的蓬勃發展，有利于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信息與通訊技術是推動信息化社會、智慧城市和數據經濟的關鍵性動力。世界已進入“大數據經濟”時代，國際數據公司預計，數據量在2020年之前會增長50倍。大數據經濟與“五化”融合，將可以通過智慧城市的建設，而催生出“智慧經濟”。
特別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和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進程中,相關部門明確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建成智慧城市,這對于我國城市新區開發具有廣泛的借鑒價值。從建設到建成，體現了高度的政治保障條件和優勢，這為我國智慧城市事業取得突破性成績、實現樣板性案例和穩步實現品牌化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十三五”期間，智慧城市事業繼續得到肯定和支持。2015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支持綠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建設和城際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從信息化探索到回歸城市本源認知，對于深耕智慧城市并建成、出成效，至關重要。下一個五年，我國智慧城市的市場規模約為4萬億元。因此，加快新興技術手段支撐智慧城市建設，緩解城市問題，并進而挖潛智慧城市動能，實現城市智慧轉型的關鍵。
目前，國家智慧城市試點總數超過300個。試點城市陸續簽訂智慧城市創建任務書，標志著這些試點城市進入了實質創建期。截至2013年8月，中國已有320多個城市、地區投入3000多億元建設智慧城市。根據賽迪方略統計，2015年國內智慧城市的IT投資達到2480億元，拉動經濟總產值超過1萬億。截至2015年5月，全國95%的副省級以上城市、76%的地級以上城市，總計約500多個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創建總數的一半以上）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總計劃投資規模近萬億元。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總體市場規模估計有4萬億元，該市場從“十二五”中后期開始，將在“十三五”集中釋放。當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技部等在全國推進了三個批次共計約277個智慧城市(區、縣、鎮)的試點工作。2015年智慧城市投資規模預計為2303億元，增速約為20%，達到近五年最高水平，其中社會資本投入超過50%。從建設內容出發，試點城市公共信息平臺和公共基礎庫建設進度過半，地下管線與空間綜合管理、綠色建筑、數字化城市管理、無線網絡、智慧社區、政務服務體系、智慧安全、智慧環保和智慧交通等其他重點項目完成度也在50%左右。
智慧城市本質上是城市開發和運營模式的創新，是實現城市自我糾錯和不斷自主完善的持續性狀態。廣義上講，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和運營等全流程的政策、方法、方案和實施是科學、高效、公平的，就是智慧城市。形象地講，一個能夠實現空間和時間上不斷自我感知、自我糾錯、自我學習和自我完善的城市，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能夠自我感知、進行學習，并解決感知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因此，智慧城市品牌的建設要尊重該規律。
智慧城市品牌的建設，務必建立在對智慧城市現階段發展問題準確認知的基礎之上，保障品牌具有先進性、創新性和生命力。結合我國智慧城市建設的總體狀況，目前我國智慧城市建設存在九大核心問題：（1）重視軟硬件投入，市民溝通參與不夠；（2）將關聯性不強的建設項目歸入智慧城市，增加社會對智慧城市建設的疑問；（3）對優化城市發展環境，增強城鎮功能和培育智慧產業的智慧頂層設計、實施部署力度有待加強；（4）智慧城市行業協同創新體系建設處于初級階段，尚未形成引領性的智庫體系。在公共角度思考、規劃以及提供智慧城市知識的創新能力較薄弱；（5）跨界思考、有效整合和成效導向不充分，個別甚至存在理念背離和局部技術應用放大等問題。（6）建設模式多樣性不強，實際問題的針對性欠緊密，對經濟成本和后期商業模式探索有待加強；（7）少數城市存在“大而全、難落地、難運營”等情況，方案宏大作用微弱；（8）與生態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為本的歷史傳承和生態文明銜接互動不足；（9）部門間信息孤島局面改善水平不夠，社會資本參與建設和運營的渠道、機制和水平有待提高。總之，對智慧城市的定義、目標、對現階段的真形勢、真問題和真任務，還缺乏全面系統的剖析、理解和陳述。以上問題直接導致智慧城市頂層設計指導性、操作性、預見性和科學性不強，執行效力欠佳等現象或態勢的出現。
跨界創新，將其作為今后智慧城市發展的核心思維之一，已經具備條件。在智慧城市基礎研究當中，注重多學科的跨界融合，特別是公共管理、法學、信息科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建筑學、城市規劃、產業經濟學、交通與車輛工程等；在智慧城市落地建設當中，注重各委辦局等政府職能部門之間的協作、協同和杠桿機制的形成，特別是強調“庖丁解牛”的策略，而不是“外科手術”式的大動作等；在智慧城市實際運營當中，注重從交叉需求導向出發，促進新型互聯網和通訊產業應用的有效創新，從基礎理論研究之中提煉出智慧城市頂層設計的精華，從落地建設政府職能的交聯地帶培育出面向剛性需求的有效應用。注重研究和尊重城市自身的規律，構建有效的城市模型，依托智慧城市思維、技術、方法和手段，更好地促進現有城市“工具”效率和科學性的提升。如，城市總體規劃，以往的做法是經過有限的資料和實地調研，就開始空間規劃。而現在，可基于海量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等，構建城市模型，對編制的規劃進行情景分析和預評估，如發現路網等設置不夠合理，可快速在規劃環節全面優化調整，趨近科學理想化。有效解決傳統調研中無法掌握足夠樣本量、無法將跨界大數據整合分析、無法量化計算、無法呈現和分析規劃后的可能場景等缺陷。
從頂層設計出發，智慧城市必須是融合了“五化”的智慧創新復合體，從理論基礎、技術研發到創新實踐都處于萌芽階段，不是單項技術、管理和政策創新，而是系統性、多學科和綜合性的集成解決方案。智慧城市在行業不斷細分的背景下，展示出全面、統籌和集成等特征。因此，開展智慧城市頂層設計編制，在跨界創新思維的啟示下，應當具備：懂城市（規律）、懂政府（職能）、懂信息化（技術）、懂產業經濟（動力），并勇于和善于跨界創新（促進有效落地和長效運營）。因此，將能夠反映如上內容，作為品牌的內涵進行有效傳播。
智慧是未來城市發展的新常態，中國智慧城市事業的推進，應堅持三個傳播策略：（1）國際新視角。在實施自身智慧城市創新的同時，應動態把握國外智慧城市建設的最新動向、開發思維、產業生態和協同創新策略等，充分借鑒和吸收經驗、規避問題。與此同時，促進在非數據敏感領域的有效合作，促進我國智慧城市應用領域的策略和技術創新；（2）真問題導向。扭轉產能驅動并調整項目、產能驅動的粗放思維，精準針對城市問題和服務城市決策治理，逐步實現用編制城市總體規劃、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科學、嚴謹程度來提升智慧城市頂層設計和規劃實施的質量與權重。圍繞城市問題開展智慧治理創新，提振智慧城市戰略的治理魅力與作用；（3）智慧微應用。突出智慧城市+的思維，對單項領域實施智慧創新，充分在跨界的交接點、接觸面上創新，再逐步促進“信息孤島”內核之間的互動融合，審慎、積極地推進智慧應用，補充城市空間思維短板，高效率地實現智慧城市在城市決策治理和城市四生（生命、生產、生活和生態）應用當中不可或缺的價值。通過三堅持，實現品牌差異化接地氣地傳播。
智慧城市建設質量和水平有待提高，其中也存在部分共性問題與不足，為了促進智慧城市建設，應當在充分識別行業軟肋的基礎上，做好創新。應當堅持平臺思維先行，微智慧落地；跨委辦局謀劃，扶持單項實踐的總體戰略，構建智慧城市跨界創新與產城融合示范區。結合對智慧城市當前困局的剖析，圍繞城市總體戰略，識別九條應做大做實和做強的宣傳單元：（1）從城市細胞入手，著力發展智慧建筑與小區，為智慧社區建設奠定基礎；（2）在城市核心區（重點開發區域）設置智慧城，推廣產城融合概念，重點建設智慧城市孵化器，營造雙創基地；（3）培育智慧城市綜合服務商，整合落地力量共同參與，緩解智慧城市協同創新力度不足的問題；（4）加大人才創新力度，構建創業之城，建設“智城”，創新人才引進與居住配套的重大實施策略；（5）與建設進度相配套，加快編制一批技術導則、綱要和指南等，全面統籌城市的智慧化建設；（6）充分考慮城市邊界、人口、產業等的復雜性，充分用好建設實施的有效要素資源，加快構建城市建設管理的智慧化平臺，并根據建設進度，逐步升級為城市運營綜合平臺；（7）對城市功能進行診斷分析并予以完善，實現規劃信息化創新；（8）率先構建服務于城市決策的動態、可視化和量化的城市決策支持平臺；（9）充分挖掘當地現有的開放資源數據優勢與條件，構建全社會能夠充分訪問、查詢、下載、調用和二次開發的智慧應用創新平臺。
自2010年以來，多個城市將智慧作為品牌的重要“標簽”，把“智慧”作為城市的定語。當前，北京市朝陽區的移動電子政務（全區各單位開發政務應用納入政務應用商店，并安裝APP，建設“智慧朝陽”）、房山區長陽鎮推行“微服務中心”，打造智慧養老；重慶兩江智慧總部基地，通過智慧應用集群（公眾服務、產業云服務、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景觀、智慧環保和智慧城市安全），打造智慧新城；重慶永川率先用PPP模式創新支撐試點建設；貴陽將大數據云服務和智能終端等智慧產業作為城市核心戰略之一，著力打造中國“數谷”；浙江嘉興烏鎮規劃建設“互聯網智慧小鎮”。這些智慧應用和智慧戰略正快速改變市民的生活與工作，為城市巨系統的結構完善和功能升級提供基礎，以上都是智慧城市試點對城市改變的例證。
城市智慧化建設務必要有標桿性項目、行政體制或業務服務創新等，實現智慧城市建設工作的抓手和引擎建設。不同時期，要成功實現智慧城市的品牌化需要標新立異的思維和做法。自2011年起，“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等概念被逐步引入國內，國家政府、相關部委和地方城市等迅速開始思考如何將概念與城市發展理念相結合，理念-頂層設計-規劃-實施等路徑在逐步展開。湖北武漢快速將理念與規劃相結合，編制智慧城市總體規劃，推動了全國智慧城市規劃創新的咨詢思考。此后，將簡政放權、行政體制改革等與智慧城市相結合，北京海淀、寧夏銀川和天津濱海新區等實施智慧政務建設。通過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探索，特別是行業圍繞數據開放共享的沉淀，地方省市探索成立大數據的專門行業管理機構，如廣東省、廣州和沈陽等。與大數據管理的行政性創新相對應，大數據市場化交易創新同期也在國內得到有效落地，標志之一就是貴陽大數據交易所的成立。將智慧進行品牌化創新的典型城市如下所示。
武漢，于2011年8月啟動品牌化特色——規劃創新，在全國率先開展智慧城市總體規劃探索，提出2012-2015年試點示范，2016-2020年全面推廣的工作部署。總體規劃提出，建設全面創新的信息基礎設施，體系包括應用、產業和運行，并配套編制15個專項智慧規劃（旅游、城管、公共安全、交通、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環保、水務、食品藥品監管、社會綜合管理服務、國土規劃、市政設施、社區和物流等）。該規劃通過了武漢市政府常務會的審議。
銀川，于2014年10月批準成立銀川市行政審批服務局（智慧政務），將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與網絡信息技術深度結合。建立了26個部門、156大類行政審批事項合一的銀川市行政審批服務局，“一局一章管審批”。開發“銀川市行政審批服務局審批系統”，形成“一窗口受理”、“一站式審批”、“一條龍服務”等審批服務模式，為企業和群眾提供規范、便捷、智能、高效的服務。
貴陽，于2015年4月啟動大數據交易。以大數據為切入，經貴州省政府批準成立全國第一家以大數據命名的交易所，企業化運作，率先探索數據互聯共享，重點聚焦大數據清洗、挖掘和應用等產業應用。成為貴陽智慧城市項目建設的亮點與特色。
廣州，于2015年5月啟動大數據管理。成立大數據管理局（隸屬工信委，正處級，下設規劃標準科、數據資源科/視頻資源管理科、信息系統建設科），研究擬訂并組織實施大數據戰略、規劃和政策措施，引導和推動大數據研究和應用工作；組織制定大數據收集、管理、開放、應用等標準規范；負責統籌規劃建設工業大數據庫，建立企業能耗、環保、安全生產監測指標等數據庫，支撐兩化融合公共信息平臺的運行；組織建設兩化融合公共信息平臺和工業大數據平臺，統籌協調城市管理智能化視頻系統建設，推進視頻資源整合共享和綜合應用；承擔市超算和云計算技術平臺的推廣應用等職責。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于同期成立廣東省大數據管理局）。
沈陽，與廣州相仿，于2015年6月啟動大數據管理。成立大數據管理局（隸屬經信委，正局級，下設大數據產業處、標準與應用處和數據資源處），負責智慧沈陽的規劃和實施，協調政務信息資源共享，打破政府機構現存的數據共享壁壘。
品牌化需要具象的傳播主體，結合當前我國智慧城市事業的核心問題與創新主軸，應從：既有建筑智慧化改造、綠色智慧小城鎮、智能建筑與智慧小區、智慧城鎮產城綜合體、智慧城市輔助決策、城市管理與城市公共品智能化解決方案、智慧城市投融資模式商品化、城投公司轉型智慧城市運營、智慧城市建設水平評測、智慧城市立法、智慧城市專項規劃、城市醫院診斷技術開發與標準化、基于3S等技術三級城市開發精細化監察預警平臺、面向城市政府的智慧城市能力建設方案開發、智慧城市增量成本概算與政府激勵政策設計、大數據盈利性平臺設計與開放運營模式、智慧城市雙創交易所設計與PPP合作模式、基于城建檔案等實施城市仿真建模與應急管理技術、既有規劃展覽館智慧化更新綜合技術路徑與示范和智慧城鎮群區域要素協商統籌調度機制與協作平臺等入手。
城市的智慧化與智慧城市的品牌化是辯證統一的協同體，智慧城市的創建是實現品牌化的過程基礎。“十三五”期間，智慧城市繼續得到國家和相關部門的支持，為各地政府實踐提供了政治保障。與此同時，城市經營應當重視和加強智慧城市的品牌化，既實現對階段性成果的肯定，又促進智慧化建設要素的集聚和進程的加速。城市經營如成功實現智慧品牌的建立，將勢必為城市發展營造良好的競爭生態位和品質優勢，形成“正磁力”效應，有效整合城市內部和吸取外部與智慧城市相關的要素資源，進而促進城市事業的高效運行。